对投机作不恰当的要求，实质上是政府理性排斥个体理性在证券上的一种表现。
中国的五环改革应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马，马克思的多元包容思想
黄益平指出，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金融风险，而金融改革则会给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未来如果金融改革可以继续推下去，还需要其他改革的积极配合，包括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能源价格、土地制度等问题的改革，如果这些改革可以一系列推动，对经济增长也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经济能从过去的奇迹，转向常规化发展。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进入专题： 金融改革 经济增长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一直成为较为争议的话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8月23日在出席燕集香江-香港财经论坛2014时称，目前中国经济确实遇到一定难题，其中金融领域抑制程度很高，如果真正实施比较彻底的金融改革，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幅度可能达到0.7个百分点至1.4个百分点。根据黄益平最近的研究，如果将国内金融管制的7个方面，由目前水平提高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或者提高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真正实施彻底的金融改革，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提高0.7至1.4个百分点。
第一，是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的外部环境有关，很难预测全球经济何时能真正反弹，但即便复苏了，中国也很难回到2008年前20%至30%的出口高增长时期。在8月21日公布的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指数（PMI）创下3个月新低以来，市场上对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稳定增长的质疑声越来越大，黄益平称，目前中国经济比较困难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成立机构时监管部门先推荐高管，分得实座。
建立政府扶助+商业保险模式，分散或转移信贷风险。大量的他国主权货币集中于中国后，其货币属性发生根本变化。在保证各自权益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在这种环境下，安能生成合理的均衡利率？概言之，利率市场化是一种机制问题，决不会因为放开利率而一蹴而就。
不管适不适当，都是强力推行。一旦房地产价格趋势性下跌，投资与投机需求下降，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势必到来。
生前遗嘱，发起股东要对债务负无限责任。当资产交易所需的货币资产不足时，当人们在各种因素下引起流动性偏好增加时，货币作为资产的稀缺性增加，引起货币资产的价格升高。中国走向金融改革和金融深化过程中，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提法，改革深化实际上常陷入理念之混淆、政策之偏颇。大量监管套利行为的存在，证明了监管的误区，也证明了监管的不成熟。
进入专题： 金融 。这些房产管理的经验，中国为何不学？在政府职能错位的中国式市场经济中，房地产的税费收入成为最大的一项财政收入，而且这项收入完全不纳入人大的预算监督，可以随意地、公司化地使用。现在的问题是：目前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小贷公司的贷款利率事实上已基本放开（只是政策性银行的开发性贷款和粮棉收购贷款尚用计划利率调控，资金供给方利率已放开占比95%）。现在中国耕地的大规模占用，大量进口粮食作物以弥补潜在生产能力之不足。
我们实施全球最多的货币管理措施，但又是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最严重的国度。货币资产与其它资产的转换实际上是以货币为媒介的资源流动和配置。
但这种增长对多数利益相关者都是正向的，况且是中国经济近期高增长的来源，而对国民经济结构的长期损益，不是短期货币政策所追求的。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的误区在于：第一，在外汇管理制度中，人为隔离了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的价值联系，重创汇而轻用汇、重政治效用而轻经济效用。
现代银行信贷标准化、精准化，使大量的资金富余者与资金需求者通过银行中介而实现各自需求和价值，使分散的资金来源转变成集中的资金投入，使未来长期的现金流转换成一次性的巨大投入。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解决信息不对称及对象不诚信的信用风险。特别是当外汇储备超量，已成为沉重负担的前提下，仍沿袭这样的外汇政策，就不可思议。问题的关键是银行必须改变不适应需求对象的授信机制。一般认为，对一次性投入、分年度回收的资金运动适合作中长期贷款，以现金流评估作为第一还款来源、以抵质押作为第二还款来源。股东本就是一个投资者，投资追求回报。
二是重视对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切实解决弱势群体金融服务不足问题。作为融资媒介，货币就有了资产的属性。
如果房地产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神话，世界就简单得多了。这一试验区的主要改革是让民间借贷浮出水面，以合法的机制来确认民间借贷的合法性，一时间成为全国金改的主要政策取向。
关于第一个概念，何谓公平、有尊严？对金融企业来说，嫌贫爱富是本性，银行在所有信贷需求的序列中，自然优选那些成本低、风险小、收益稳定的企业放贷。然而，中国普遍的情况是以短期贷款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不得不到期还款或转贷，使实体经济经常处于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之中，给各种类型的过桥贷款以生存空间，为小贷公司、民间借贷者提供套利机会，也大大增加了实体经济的财务成本。
这是中国金融最深层次的改革，也是监管权力者的真正的利益关系调整——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让企业放开手脚在市场上自主选择。投资和投机还人为抬高了房地产总体价格水平，使居民大大增加了满足居住的成本，加剧了贫富差别。利率作为货币价格准确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形成最有效的货币配置杠杆，从而通过货币资源的配置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仅仅是放开利率管制，只不过是舍本求末的形式上的改革罢了。
这就使交易中正常货币需求（广义价格上涨率+经济增长率+流动性摩擦系数）受到扼制，货币稀缺性陡然增加导致货币利率升高，大量的正规渠道的货币资金转移到影子银行和民间借贷，使国民经济进一步虚拟化。这种机制可以把国有资产、项目的收益，使关系人获得最大收益并将风险转嫁给可以承担的主体。
于是一些关于房地产的假数字和谎言盛行起来。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货币发行量（M2），但经济生活中不断困扰的却是货币紧缺，经常闹钱荒。
问题的实质是：所授信的对象利用信贷资金是否是有效的，是否是有还本付息能力的，这是前提。银行这样一个最需要有限责任的企业，却要承担无限责任。
现在热炒民营银行，终于第一批试点获得批准。房地产金融的误区 中国的房地产承载了太多的经济和社会责任，从而一开始作为一个产业，就是在扭曲中成长。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主体行为的市场化和对这种市场化的产品、服务和创新自主选择的权利，以及为各类投资主体正确判断风险收益、保障权益提供良好的监管环境、法律架构和信用环境。信托的上述特点也创造了一种机制，在这种机制下，通过信息的内部人控制，获取资产收益在合法合规的名义下、在市场选择的外衣下，内部人瓜分资产收益的机制，成为中国经济走向市场时最大的腐败滋生地。
金融市场的主体本来就是为盈利而来，不应带感情。现有扎根在乡村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机制一变，天地就宽了。
因为金融机构不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来自于金融市场交易活动的本质需要。国有矿山、土地的转让，公司重组上市，股份投入与股份交易，依托产品的所谓劣后分配等等，通过大量创新工具无本套利、空手套白狼。
在2009-2013年间，由于央行一度以控制CPI作为重点目标，而又未针对CPI上涨压力的构成作科学分析，把CPI上升简单作为一种货币现象，试图通过控制广义货币投放来达到目的，事实上，当时的CPI上升主要是外源型、成本推动型的价格反映，并不是货币过多所致。其二，创造一种信托项目机制，并具有特殊法人地位，建立资产信托计划，将项目包装成特殊公司，项目公司在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情况下运行，享受项目公司免税等政策，以解决所有者和投资者重复征税问题，可将项目在金融市场上得以最便利实现。
